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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6章隔离手段(第1/2页)
这个年代的国际银行系统可没有计算机联网。
跨境汇款靠的是电传打字机和纸质电报。
一笔钱从香江汇到巴拿马,香江这边存一张电底单,巴拿马那边出一张入账通知书。
要追查整条链路,需要同时调取三家银行的原始记录,而这需要跨司法管辖区协调,至少要走到外交照会层面。
而这,还只是停在纸面上的流程;现实中因信息不对称和法律壁垒,几乎追查不到终点。
赵立冬还是有两把刷子,他是真的按照李佑林提出的模糊想法,然后被他找出这么一条路径出来,看来是真的下了功夫。
赵立冬得到李佑林鼓励的眼神,继续往下说道:“关于收购欧洲资产的身份问题。
南华的公司不能直接出面收购英国和欧洲的工厂矿山,除了在上述地区注册壳公司以外,
还需要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设立匿名账户与匿名信托,作为最终的受益人载体。”
“列支敦士登虽然没有英国、法国知名度高,但法律健全——它从1926年就把信托制度写进了《个人与公司法》,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引入信托法的国家。
委托人把资产转入信托之后,对外只显示律所或受托人的名字,委托人信息受法律保护,除非涉及刑事诉讼,否则不强制披露。
我们南华作为实际受益人,身份自然而然隐去。瑞士的编号账户虽然保密性好,但收购实业资产时总得有人签字,光靠一个编号不行。
两者搭配起来——瑞士管资金存放和走账,列支敦士登做收购主体的法律外壳。到目前为止,这套组合是合理的。”
他说到这里,又翻了一页:“我手上还有一批没有被激活的旧身份。
是50年前后在法属印度支那流通的一批旧法郎买下来的,这些人的身份,是几个战后不愿意回欧洲的法国军官。
他们直生活在南华,我们利用他们的身份,在香江和巴黎注册了许多公司。”
在场的人里,胡文谦和陈济川对视了一眼。
他们平时管钱,知道资金安全有多重要,但赵立冬说的这套手法,已经超出了他们日常经验的边界。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做假账”或者“资金来源不明”。
这是在国际金融体系的缝隙里,专门找到那些没人看见的角落,然后站在角落里开枪。
林兆和把笔放下,抬头看了赵立冬一眼。
林兆和在波士顿学货币理论时,教授从没讲过这种组织设计。
课堂上的中央银行只有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三圈隔离。
课堂上的国际金融只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贸易平衡。
此时此刻,他意识到一件事:真实世界的国际金融,跟教科书不一样。
教科书假设所有玩家都在同一套规则下做交易,但现实是,最会玩的人从来不在棋盘上。
李佑林接过话头,接下来的要求让在场的人都有些震动。
因为接下来他要讲的已经不单单是“严管”的范围,而是把冷战时期情报界都不一定成体系的做法,直接植入到了一级金融部门。
“赵局长辛苦了,先坐下。下面我要说的,是整个小组在信息管控上的安全要求。
这些要求,在座的每一个人必须遵守。这不是工作纪律——这是保命的东西。”
“第一,信息隔离。小组内部,每人只知道自己负责的那一块。财务、情报、执行分三条线,互不交叉。
每件事有两个以上的组员经手,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全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336章隔离手段(第2/2页)
所有书面文件当次会议后即焚,不做档案。如果一定要留记录,只写代码。”
这个原则其实并不复杂。
后世任何一个情报机构或金融合规部门都把它当作基本操作规程。
但在这个时代,就算是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也只是在情报工作中局部运用了隔离原则,从来没有人在经济领域系统性地执行过。
李佑林把它拿到这个年代,等于把冷战后期的情报安全标准提前了二十年。
“第二,离岸公司加匿名信托。
每一笔投资,如果一定要穿透到最终持有人,至少要穿透两层离岸公司加一层匿名信托。
第一层是公开可查的壳公司,注册在欧洲各国;
第二层是受托机构,是列支敦士登的匿名信托,受托人是一家当地律所的合伙人,他只知道委托人代号,不知道真实身份。
到这一层,外面的监管机构就查不动了。
因为列支敦士登的法律明确规定,匿名信托的委托人信息只有在涉及刑事犯罪时才能被强制披露——而正常的金融交易不构成刑事犯罪。”
“第三,多国分仓。不把所有资金集中在某一个离岸中心。瑞士、黎巴嫩、纽约分开放。
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至今仍然十分有限。
瑞士银行不会主动向英国报告客户的资金流动,黎巴嫩更不会。
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法律壁垒,本身就是一层保护。”
“第四,委托代理。所有下单指令通过第三方代理机构执行——在苏黎世、日内瓦、纽约分别找不同的私人银行或经纪行。
代理机构只知道这个客户有一笔资金要做某个方向的交易,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背后是谁。
每家代理机构只经手整体资金的一部分。就算其中一家被调查,暴露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另外,我在重申一遍。小组不搞国内宏观调控,不碰南华元汇率,不干预南荣交易所,不得触犯南华的利益。
小组只做一件事:在国际市场上发现机会、制定方案、隐蔽执行。
所有操作,要么是通过离岸壳公司,要么是经过多层代理,南华官方绝对不出面。”
这几条规矩在1956年的任何一本官场守则里都不存在,但所有在场的人都在沉默中迅速消化了其中的逻辑。
这不是更严格的保密制度,而是一种在组织架构内部将风险预设并分段切割的方式,即便某个环节出现意外,也不会牵扯到南华身上。
张文东环顾四周,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他此刻在想的是:这种架构一旦运转起来,即使是组内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经手的事最终会汇总到哪里。
换句话说,理论上任何一个成员出问题,整条链都可以被即刻掐断。
对于已经习惯了在部委体系里按流程办文、按级别办事的部长们来说,这种机制的冷酷程度远超他的日常经验。
李佑林看着在场的人把这几条消化了片刻,才开口做了定论:
“这几条规矩,在座几位是今天第一次听到,也是最后一次听到。
出了这扇门,不存在金融小组这个部门。就算将来被怀疑,也绝不能牵扯到南华。
南华只是一个东南亚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金融体系不如人。
但正因为我们小,在帝国老钱面前,别人不会把我们当成威胁。
不被人当成威胁,就是这个小组最大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