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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章二十八万的消失(第1/2页)
两周后的一个傍晚，古民接到母亲带着哭腔的电话，声音急促而慌乱：“小民，不好了！你婷姐出事了！她的钱，还有你大伯他们的钱，全没了！那个陈昊，联系不上了！”
古民正在分析一份风控报告，闻言心头一沉，但并不意外。“妈，别急，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婷姐现在怎么样？”
母亲语无伦次地讲述。原来，古婷在古民明确拒绝投资后，更觉自己机会难得，不仅将自己的二十万积蓄全数转给了陈昊，还在陈昊“额度珍贵、过期不候”的催促和“很快翻倍”的诱惑下，说服父母（古民的大伯和大妈）将仅有的八万元养老钱也拿了出来，一起投了进去。陈昊当时承诺，三个月内就有第一次“分红”，半年左右“本金加收益一起回来”。
起初几周，陈昊还时常与古婷联系，嘘寒问暖，偶尔发一些看似在高档场所开会、看项目的照片，言语间透露出项目进展顺利。古婷沉浸在爱情与财富双重美梦中，在家族群里说话都更添了几分优越感。
然而，从几天前开始，陈昊回复消息的速度明显变慢，从几小时到半天，再到一天。打电话过去，有时不接，有时匆匆说两句“在忙项目”“在开会”就挂断。古婷起初以为他工作忙，虽有不快但未深想。直到今天下午，她发去的数条消息石沉大海，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最后竟变成关机状态。她心中不安，想起古民之前要的公司地址，跑去那栋写字楼查看，发现那间“基金办公室”大门紧锁，透过玻璃门，里面空空如也，连桌椅电脑都不见踪影，只有墙上那些励志标语和抽象画还在，显得格外讽刺。询问大楼物业，对方表示那家公司租期短，几天前就已匆匆退租搬走。
古婷当时就懵了，在写字楼大厅瘫坐许久，才哆嗦着给父母打电话。大伯和大妈赶到，三人再去确认，面对空荡荡的办公室，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大妈当场血压升高，几乎晕厥。大伯气得浑身发抖，痛骂陈昊是骗子，也埋怨女儿糊涂。古婷则脸色惨白，精神恍惚，连哭都哭不出来。
“现在怎么办啊小民？二十八万啊！你大伯家攒了多久！你婷姐那二十万，有十万还是她之前准备结婚用的！报警了，警察说这属于经济纠纷，立案了，但让等消息，说这种骗子可能都用假身份，钱也很难追…你大伯家现在乱成一团，你大妈哭得不行，你婷姐像丢了魂…”母亲的声音充满无助。
“妈，你们先稳住。大伯大妈身体要紧，尤其是大妈，血压高要马上去医院或者吃药。婷姐那边，看住她，别让她做傻事。”古民冷静地指示，“报警是对的，立案回执一定要收好。把所有转账记录、和陈昊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他给的任何资料、照片，公司的地址信息，全部整理好，备份。有没有签过什么文件？哪怕是收据？”
“好像…好像就一个电子回单，还有陈昊发的一个什么‘投资确认’的截图，连个正式合同都没有…”母亲回忆着，声音更绝望了。
“把所有电子记录都保存好。我马上请假回去。让婷姐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陈昊的信息，姓名、电话、车牌、身份证号（如果有）、照片、他提过的任何熟人、朋友、项目名字，不管真假，全都写下来。还有，他有没有向婷姐提过其他亲戚朋友也投了钱？”
“这…这不清楚，我得问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安排一下工作，最晚明天下午到家。在这之前，保存证据，安抚情绪，等警察消息，别自己乱找门路，小心二次被骗。”古民交代完，挂断电话，迅速向直属上级赵伟请了事假，简单说明家中急事。赵伟准假，嘱咐有事需要帮忙就说。
回程的高铁上，古民闭目整理思绪。二十八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是沉重的打击。尤其大伯家，那八万是养老钱。堂姐的二十万是她工作多年的积蓄。情感上的背叛和欺骗，叠加巨额经济损失，足以压垮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陈昊的骗局并不高明，利用的无非是人对亲密关系的信任、对快速致富的渴望，以及信息不对称下的认知落差。堂姐的轻信、对“完美男友”光环的盲目崇拜、对“内部消息稳赚不赔”的贪婪，共同导致了这场灾难。
愤怒吗？有。但更多的是冰冷的分析和对后续处理的思考。追回损失的概率极低。这种骗局，身份可能是假的，公司是空壳，钱款早已转移，甚至人可能已出境。报警是必要程序，但破案追赃需要时间，也可能遥遥无期。眼下更紧迫的，是处理家庭危机，防止事态恶化（如大妈重病、堂姐想不开、家庭内部激烈冲突导致关系破裂），以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考虑如何弥补损失。
到家已是深夜。父母都没睡，脸色凝重。父亲闷头抽烟，母亲眼睛红肿。大伯家打来电话，说大妈吃了降压药睡下了，但睡不安稳。堂姐古婷被接回了大伯家，一直不说话，不吃饭。大伯在电话里声音嘶哑，反复念叨“完了，全完了”，夹杂着对女儿“没脑子”、“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的斥责，以及对自己的懊悔“就不该信她，不该把钱给她”。
古民让父母先去休息，自己打开电脑，开始搜索类似骗局的报道、判例，了解立案后的流程、可能的时间周期。他联系了一位在老家公安局工作的远房表哥，咨询了相关情况。表哥的说法与预料一致：这类案件立案容易破案难，特别是涉及网络、虚拟身份、跨区域甚至跨境的情况。警方会尽力，但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追回钱款的希望不大，要做好长期等待甚至最终无法追回的准备。
第二天上午，古民去了大伯家。家里气氛压抑。大妈躺在床上，脸色灰败。大伯坐在客厅沙发上，双眼布满血丝。堂姐古婷蜷在另一张沙发里，抱着膝盖，眼神空洞，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看到古民，她眼神动了动，随即又黯淡下去，低下头。
“大伯，大妈，婷姐。”古民打了招呼，声音平静。
“小民来了…”大伯声音沙哑，想说什么，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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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材料都整理好了吗？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古民问。
古婷机械地点头，指了指茶几上的一个文件袋。古民过去打开，里面是打印出来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收款方账户名是一个陌生的公司名，非陈昊个人，也非他之前提到的基金名）、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几张陈昊的照片、之前提到的“投资确认”截图（极为简陋，像PS的）、以及那家已人去楼空的公司地址和几张内部照片。信息零散，缺乏能直接锁定陈昊真实身份的铁证。
“警察怎么说？”古民问。
“登记了，立了案，让我们等通知。说会调查那个收款账户，查那家公司的注册信息，但…说让我们别抱太大希望，这种账户很可能已经空了，公司也是空壳。”大伯说着，拳头攥紧，“这个天杀的骗子！不得好死！”
古民快速浏览材料，将关键信息拍照存到自己手机。“这些材料给我一份电子版。另外，婷姐，你把陈昊的微信号、手机号、车牌号，还有他提过的任何人的联系方式，他吹嘘过的任何项目、公司名字，不管真假，都列个清单给我。还有，他有没有无意中透露过他是哪里人，以前在哪里读书或工作，有什么爱好习惯？”
古婷木然地开始回忆，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陈昊的微信是工作号，朋友圈都是包装过的内容。手机号经查证是未实名登记的黑卡。车牌？她记得车型，但不记得完整号码，只模糊记得尾数。他自称是上海人，海外留学，但口音带点南方某省口音。喜欢打高尔夫，抽某个特定牌子的烟，常去几家高档会所…信息碎片化，真假难辨。
古民一一记下。“这些信息，我整理一下，看能不能从其他角度想想办法。但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追回钱的可能性很小。现在最重要的是，人不能垮。钱没了，可以再赚。人出事，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再赚？我和你大妈都这个年纪了，八万块攒了多久你知道吗？那是我们留着看病、应急的钱啊！”大伯激动起来，又强行压下，变成痛苦的咳嗽。
古婷的眼泪终于流下来，无声地，大颗大颗往下掉。“是我…是我害了爸妈…是我蠢…我被他骗了…我还以为…”她语无伦次，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悔恨。
“现在说这些没用。”古民打断她，声音依旧平稳，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自责和懊悔解决不了问题。现在要做几件事：第一，配合警方，提供所有线索，定期询问进展，但不要对快速破案抱不切实际的期望。第二，保重身体，大妈必须按时吃药，定期检查，你和爸妈也是，不能再倒下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想想以后怎么办。二十八万的窟窿，怎么补？”
“怎么补？拿什么补？”大伯苦笑，带着绝望，“我们这点退休金，不吃不喝也得攒多少年？婷婷那点工资，每个月能剩多少？”
古婷捂着脸，肩膀耸动。
“大伯，婷姐，钱是损失了，但日子还得过。”古民看着他们，“这笔损失，不能全压在一两个人身上。我们是一家人，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一起分担一些，至少先把眼前最急的难关过去，比如大妈后续的医药费，家里的日常开销不能断。”
“一起分担？”大伯愣了一下，随即摇头，“不行不行，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怎么能连累你们和其他亲戚…”
“不是连累，是共渡难关。”古民说，“当然，这需要大家一起商量。我建议，把二叔、姑姑他们都请来，开个家庭会议，把事情摊开说清楚，看看大家能怎么帮衬。不是要他们无偿给钱，可以算借，或者用其他方式。总比你们自己硬扛，或者去借高利贷强。”
大伯沉默。大妈在里屋听到，微弱地说：“别…别麻烦他们了…各家都不容易…”
“妈，小民说得有道理。”一直沉默的古婷忽然开口，声音嘶哑，“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扛大头。但我现在…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爸，妈，是我对不起你们…亲戚那边，能借一点是一点，我写借条，我以后慢慢还，一辈子慢慢还…”她又泣不成声。
“事情已经发生了，追究责任和一味自责都没用。”古民站起身，“我现在去联系二叔和姑姑，看他们明天有没有时间。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个办法。光靠你们自己，或者光靠婷姐，压力太大了，容易出别的事。一家人，这种时候不帮，什么时候帮？”
他走到阳台，开始打电话。先打给二叔，简单说明了情况，强调了损失的严重性和大伯一家的困境，提出希望明天一起商量下如何帮衬。二叔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知道了，明天过来。又打给姑姑，姑姑反应更直接，先是震惊和同情，随即开始抱怨古婷“太傻”、“不听劝”，然后也叹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明天会过来看看。
打完电话，古民回到客厅。“二叔和姑姑明天过来。今晚你们好好休息，尤其是大妈，按时吃药。婷姐，你也别多想，保存体力，明天还要一起商量后续。现在，先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
他离开大伯家时，天色已晚。他知道，明天的家庭会议，不会轻松。亲戚间的情分，在赤裸裸的经济损失和求助面前，将面临最现实的考验。二叔的“忘带银行卡”，姑姑的“刚买了理财”，或许已在路上。而他，需要提前想好，除了召集会议，自己能为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怎样切实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空洞的安慰或指责。他需要计算，需要筹划，需要找到一个在人情与理性、责任与能力之间，可行的平衡点。二十八万，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沉甸甸的、需要整个家庭共同面对的难题。而他，这个刚刚步入职场、尚无多少积蓄的年轻人，将如何运用他的思维方式和刚刚起步的资源，参与这场家庭危机的化解？这将是比职场风控更复杂、更贴近人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