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6章敌营策反惊风雨，南昌城下起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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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46章敌营策反惊风雨，南昌城下起惊雷(第1/2页)
    沈砚之把密信在灯上烧了。
    火舌舔过信纸边缘，一行行字在火光中卷曲发黑，最后化成灰，碎在烟灰缸里。信是孙传芳部下一个叫周荫人的旅长托人送来的，寥寥数语，只说“愿见一面，地点由沈将军定”。
    程振邦死后，沈砚之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重要的东西，看完就烧。烧完的东西不会被人搜到，也不会被人利用。留在脑子里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周荫人。”他把这个名字在嘴里嚼了一遍。
    周荫人，孙传芳手下五省联军里的老人了。出身行伍，从排长一路爬到旅长，打过仗，流过血，但始终没进过孙传芳的核心圈子。原因很简单——他不是孙传芳的嫡系。孙传芳用人，只信同乡、同学、同宗，周荫人三条都不沾，能当上旅长已经是运气。
    这样的人，最容易反。
    沈砚之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军事地图前。地图上，南昌城被蓝铅笔圈了三道。孙传芳的主力龟缩在城里，外围布了四道防线。北伐军攻了半个月，伤亡不小，进展缓慢。程振邦就是在攻第二道防线时牺牲的。他临终前攥着沈砚之的手，说了一句话——“别让我白死。”
    沈砚之把这句话记了三个月。每一天醒来，他都能听见。
    “叫赵副官来。”
    赵副官进来的时候，沈砚之已经坐在桌前，铺开了一张信纸。他提笔写了八个字——“明晚亥时，赣江渡口。”
    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一个普通的信封，没封口，递给赵副官。
    “找周荫人旅的防区送过去。不要经团部，直接送到旅长手上。送信的人要可靠，机灵，路上要是被搜出来——”
    “就说是我沈砚之写给孙传芳的投降信。”沈砚之的声音很平，“孙传芳不会信。但周荫人会明白。”
    赵副官领命去了。沈砚之重新坐到椅子上，拿起桌上另一封信——这封是几天前收到的，从上海寄来，落款是一个商号的名字。信里只有一句话：“程振邦的抚恤金已送到其家属手中，勿念。”
    程振邦的妻子收到抚恤金那天，给沈砚之拍了一封电报。电报只有六个字：“孩子问他爸爸呢。”沈砚之拿着那封电报在屋里站了半个时辰。最后让报务员回了四个字：“在战场上。”
    他没有别的选择。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说了比不说更疼。
    第二天傍晚，赣江渡口。
    渡口在北伐军防线的最北端，一个荒废的渔村。村里人都跑光了，只剩下几间塌了半边的茅屋和一条破渔船搁在滩上。沈砚之带了四个卫兵，提前一个时辰到了。他把卫兵留在村外三里地，自己一个人走进渔村。
    周荫人比他先到。
    渔村的破茅屋里点着一盏油灯。周荫人坐在灯下，穿着便装，身后站着两个护兵。他比沈砚之想象的年轻——四十出头，精瘦，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双眼睛精亮精亮的。看见沈砚之进来，他站起来，拱了拱手。
    “沈将军。久仰。”
    “周旅长。坐。”
    两人隔着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桌坐下。桌上放着两碗凉茶，是周荫人的护兵提前倒好的。沈砚之没碰茶碗，周荫人也没碰。两个人互相打量，都在掂量对方的分量。
    “沈将军敢一个人来，胆子不小。”周荫人先开口。
    “周旅长要是有歹意，就不会约在这个地方。”沈砚之的声音很淡，“孙传芳的眼线到处都是，你选这里，说明你不想让他知道。”
    周荫人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像刀背的反光。
    “明人不说暗话。我找沈将军来，是想问一件事——北伐军打到江西，孙大帅的江山，还能撑多久？”
    沈砚之看着他。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周荫人的脸在光影中忽明忽暗。
    “你觉得呢？”
    “撑不过冬天。”周荫人直说，“孙大帅把主力都缩在南昌城里，外围那些部队，有的打有的跑。北伐军越打越多，我们越打越少。这仗怎么打？”
    沈砚之没说话。他等周荫人继续。
    “我不想给孙大帅陪葬。”周荫人的声音压低了，“但我手下三千多号人，也不能说散就散。我得给他们找个出路。”
    “什么样的出路？”
    “归顺北伐军。保留建制。不追究过往。”周荫人一条一条地说，显然想了很久，“三个条件。”
    沈砚之听完，沉默了片刻。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凉茶入口，苦涩回甘。
    “前两条我可以答应你。第三条——不追究过往，要看你过往做了什么。”
    周荫人的目光闪了一下。
    “我在山东剿过匪。”他说，“杀过人。但杀的是土匪。”
    “还有呢？”
    “……民国十一年，我在福建替孙传芳收过税。收得重了些。”
    “多重？”
    “每亩加了两成。”
    沈砚之放下茶碗。他的目光落在周荫人的脸上——这张脸没有躲闪，也没有心虚。只是平静地陈述。
    “加税的事，你可以向百姓认错。认了错，过往一笔勾销。”
    周荫人想了想，点头。
    “成交。”
    他站起来，伸出手。沈砚之也站起来，握住他的手。周荫人的手掌粗糙，全是老茧，是握枪握出来的。
    “三天之内，你把南昌城南的布防图送到我手上。”沈砚之松开手，声音恢复了将军的冷厉，“北伐军总攻那天，你的人在城南让开一条口子。进了城，你的部队改编为北伐军独立旅，你还是旅长。”
    “一言为定。”
    周荫人带着护兵先走了。破茅屋里只剩沈砚之一个人。他站在油灯前，拿起那碗没喝完的凉茶，一口饮尽。然后转身走出茅屋。
    夜风从赣江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芦苇的涩味。他沿着江边往回走，脑子里在飞速盘算——周荫人可信吗？可信。这种人最怕的就是被孙传芳拖着一起死。不可信吗？也说不准。万一他今晚说的都是假话，明天就把沈砚之的策反计划报给孙传芳呢？
    但沈砚之没有别的选择。南昌城硬攻了半个月，再拖下去，北伐军的士气就垮了。程振邦不能白死。
    三天后，周荫人的布防图送到了。
    沈砚之把图铺在桌上，仔细核对了三遍。图上有三处标注了“暗道”的字样，用红笔圈出来，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城南水门，可通城内。”
    “城南水门。”沈砚之盯着那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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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城南的水门，是城内外水路运输的唯一通道。孙传芳派了一个团把守，按理说固若金汤。但如果周荫人说的是真的，水门旁边有一条暗道，平时用来秘密运货，战时可以通人——
    “叫赵副官。”
    赵副官进来，沈砚之把图递给他。
    “去找工兵营，让他们今天夜里去城南水门外面探路。别进暗道，把入口的位置、大小、通到哪里，全部摸清楚。”
    “如果被发现——”
    “让工兵营带上炸药。发现了就炸。”
    赵副官领命去了。
    当天夜里，工兵营的两个连摸到城南水门外。他们在离水门三百步的地方找到了暗道的入口——一个被芦苇遮住的石砌洞口，一人宽，半人高。入口处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一看就是多年无人走动的。但暗道的门是锁着的，一把铜锁，锈迹斑斑。工兵营的士兵用钳子剪了锁，推进去探了十丈，探到一道石门。石门上刻着字：“道光年间修，民国元年重修。”
    民国元年——那一年，正是孙传芳开始在江西经营的时候。这条暗道，被重新启用过。
    工兵营回来复命的时候，沈砚之正在看南昌城的旧地图。地图是前清光绪年间绘的，上面标注了城内的所有水井、暗沟、祠堂、庙宇。他在城南水门的位置画了一个圈，又在圈旁边画了一条虚线，一直延伸到城内的一座庙。
    那座庙叫“水仙庙”。庙不大，但位置很关键——离孙传芳的城防指挥部只有半里地。
    “把这条暗道的情况，送一份给周荫人。”沈砚之对赵副官说，“让他确认，暗道出口是不是在水仙庙后面。如果是——”
    “如果是，我们从暗道进去，直奔孙传芳的指挥部。”
    “对。”
    赵副官犹豫了一下。
    “将军，如果周荫人反水呢？”
    沈砚之看着他。
    “他不会。他没有反水的理由了。”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前。南昌的方向，隐约能看到城墙的轮廓。城墙上灯火通明，巡逻的哨兵来来往往。“孙传芳的败局已定。周荫人是个聪明人，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站错队。”
    三天后，周荫人回了信。信上说——暗道出口确实在水仙庙后面。但孙传芳在水仙庙附近设了暗哨，两个哨位，一共六个人，三班倒。要过水仙庙，必须先解决这两个暗哨。
    沈砚之看完信，把赵副官叫来。
    “总攻定在三天后。”他的声音很稳，“命令：一营、二营正面佯攻南门，吸引守军注意。三营、四营从暗道潜入，天亮前到达水仙庙。五营在城南水门外待命，随时接应。”
    “周荫人的部队呢？”
    “他们会在城南防线上让开一个口子。但周荫人本人不能出面——他还有两个团是孙传芳的嫡系，一旦暴露，他压不住。”
    赵副官记下了所有命令，转身要走。
    “等一下。”沈砚之叫住他。
    “将军？”
    沈砚之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程振邦留下的那把指挥刀。刀鞘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是北伐出发前程振邦自己刻的，刻的是四个字——“天下为公”。
    “把这把刀送到三营营长手里。”沈砚之把刀递过去，“告诉他，进城之后，把这把刀插在孙传芳的指挥部上。”
    赵副官双手接过刀，转身出去了。
    沈砚之独自站在地图前。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又高又长。他看了很久那张图，然后把灯吹灭了。
    黑暗中，他的声音很轻，像在对着空气说话。
    “振邦，我替你进城。”
    总攻在三天后的凌晨打响。
    那一天，赣江上起了大雾。雾浓得像棉絮，伸手不见五指。北伐军的炮火从凌晨四点开始轰击南门，炮声震得地皮发颤，火光把雾照得通红。
    孙传芳的守军被炮火吸引到南门，城墙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股脑儿往下砸。南门的佯攻里的打得像真的一样，一营二营的士兵扛着云梯往城墙上冲，冲上去又被打下来，打下来又冲上去。
    与此同时，三营四营已经摸进了暗道。
    暗道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士兵们一个接一个，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在齐腰深的水里往前走。水冰冷刺骨，但没人出声。走了一个多时辰，前面的人忽然停住了。三营营长凑近一看——是石门。石门上刻着“水仙庙”三个字。他伸手一推，石门吱呀一声开了。
    石门外是水仙庙的后院。庙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尊水仙像立在正中。后院的偏门通着一条小巷，巷子尽头就是孙传芳的指挥部。
    三营营长抬起手，做了个“前进”的手势。士兵们鱼贯而出，沿着小巷摸向指挥部。
    指挥部门口的哨兵刚听见动静，喉咙就被匕首抹了。三营、四营冲进指挥部的时候，孙传芳还在后院的卧室里睡觉。他的卫队仓促应战，打了半刻钟就被缴了械。孙传芳穿着睡衣从后门翻墙跑了，但跑了没半里地，就被周荫人的部队堵住了。
    周荫人亲自把孙传芳押到沈砚之面前。
    孙传芳穿着睡衣，赤着脚，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恐惧，再从恐惧到木然。他盯着沈砚之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声。
    “你就是沈砚之？”
    “是。”
    “程振邦是你什么人？”
    沈砚之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我兄弟。”
    孙传芳点了点头。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泥，忽然说了一句——
    “他死的时候，喊的是你的名字。”
    沈砚之没有说话。
    孙传芳被押走了。
    南昌城在当天上午光复。北伐军的旗帜插上了城头，城里的百姓涌上街头，放鞭炮，贴标语，像过年一样热闹。沈砚之站在指挥部的楼上，看着城烟火，从兜里掏出程振邦的那把指挥刀。
    刀还插在孙传芳的办公桌上。他走过去，把刀拔出来，用袖子擦了擦刀鞘上的灰。然后转身下楼，穿过欢呼的人群，走到城南的水仙庙。
    庙里的水仙像还在，笑眯眯的，俯视着人间。沈砚之把指挥刀插在水仙像前面的香炉里。
    “振邦。”他说，“南昌拿下来了。”
    香炉里的香还在燃着。青烟袅袅，被穿堂风吹散，飘向南方。
    南方，是广东的方向，是革命开始的地方。
    风雷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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