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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春天的葬礼(第1/2页)
1875年3月，维也纳
贝尔塔·冯·苏特纳是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二早上去世的。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筛面粉。伊洛娜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报社写稿，电话那头是医院护士的声音：“苏特纳夫人走了，今天凌晨四点。”伊洛娜放下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很久没有动。
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脑子里是空的，心里也是空的，整个人像一个被掏空了棉花的布偶，软塌塌地靠在椅背上。
前台胖女人走过来，递给她一杯茶。“你还好吗？”
“还好。”
“你脸色很差。”
“我没事。”
伊洛娜站起来，穿上外套，走出报社。雨落在她的脸上，凉凉的，像母亲最后一次抚摸她头发的手。
她走到医院的时候，贝尔塔的遗体已经被移到了太平间。一扇白色的门，上面写着“安静”。伊洛娜推开门，走进去。贝尔塔躺在一张铁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只露出一张脸。那张脸比昨天更瘦了，颧骨像两座小山，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但嘴角微微上扬——她死的时候，是在笑的。
伊洛娜站在床边，看着她。
她没有哭。她已经哭够了。过去的三个月里，她哭过太多次——母亲死的时候哭，贝尔塔病重的时候哭，莱奥离开的时候也哭。眼泪像多瑙河的水，流不完，但流多了，就干了。
“贝尔塔，”她轻声说，“您答应我的事还没做完。您的回忆录只写了三分之二。”
没有回答。
“您说过，要看着我成为最好的记者。”
没有回答。
“您说过，不要浪费才华。”
没有回答。
伊洛娜伸出手，轻轻摸了摸贝尔塔的手。那只手已经凉了，硬了，像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会的，”她说，“我不会浪费。”
她站了很久，直到一个护工进来，客气地对她说：“女士，我们要准备后事了。”
伊洛娜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雨还在下。
她站在医院的台阶上，看着雨幕中的维也纳。这座城市在雨中变得模糊，像一幅被水泡过的水彩画，颜色晕开了，轮廓看不清了。
她忽然想起贝尔塔说过的一句话：“维也纳是一座不会哭的城市。它只会下雨。”
也许雨就是维也纳的眼泪。
贝尔塔的葬礼在三天后举行。
来的人不多——二十几个，大多是报社的同事和几个老朋友。贝尔塔没有家人——她的父母早就死了，也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她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又一个人离开。
伊洛娜站在墓穴边上，看着棺材被缓缓放下。棺材是白色的，很朴素，上面没有花，只有一个简单的十字架。贝尔塔不信教，但医院的人说“没有信仰的人也要有个十字架”，就放了一个。
莱奥没有来。他请不了假——马蒂奇说，“你上个月刚请过，再请上面会骂”。但他寄了一封信来，信很短：
“伊洛娜：
贝尔塔走了。但她的报纸还在。你还在。
你不是一个人。
莱奥”
伊洛娜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葬礼结束后，人们陆续散去。伊洛娜站在墓碑前，看着上面刻的字：“贝尔塔·冯·苏特纳，1835-1875，记者，主编。”没有“永远怀念”，没有“安息主怀”，只有名字和职业。
她蹲下来，把一束白色的雏菊放在墓碑前。花是她早上在市场买的，很便宜，但很新鲜，花瓣上还带着露水。
“贝尔塔，”她说，“我会把您的回忆录补完。我答应您。”
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出墓地的时候，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钻出来，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光。
伊洛娜眯着眼睛，看着天空。
天很蓝。
贝尔塔喜欢蓝色。她说，蓝色是唯一不会说谎的颜色。
同一天，维也纳，雅各布的咖啡馆。
雅各布从报纸上看到了贝尔塔去世的消息。报纸上只有一小段，在第三版的角落里：“著名女记者贝尔塔·冯·苏特纳昨日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岁。”没有照片，没有讣告，没有评论。
他放下报纸，对费伦茨说：“今天提前关门。”
“为什么？”
“我要去参加一个葬礼。”
“你认识那个人？”
“不认识。但伊洛娜认识。”
费伦茨没有追问。他点了点头，继续擦桌子。
雅各布换上黑色的外套，走出咖啡馆。他走到墓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只有伊洛娜一个人站在墓碑前。
他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你怎么来了？”伊洛娜问。
“来看看你。”
“我没事。”
“我知道。但看看总没错。”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墓碑上的字。
“雅各布，”她说，“你怕死吗？”
“怕。”
“那你怎么面对？”
“不想。”
“不想就不怕了？”
“不想就忘了。忘了就等于没发生。”
伊洛娜苦笑了一下。“你真是个哲学家。”
“我只是个开咖啡馆的。”
他们站在墓碑前，沉默了很久。
“雅各布，”伊洛娜说，“你相信有来生吗？”
“不信。”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来生，这辈子就不重要了。”
伊洛娜看着他，眼眶红了。“你说话总是这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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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省时间。”
“省时间干什么？”
“省下来做有用的事。”
“什么是有用的事？”
雅各布想了想。“比如，煮一杯好喝的咖啡。”
伊洛娜笑了。她的笑声在墓地里回荡，像一个不速之客。
“走吧，”她说，“我请你喝咖啡。”
“我的咖啡不好喝。”
“我知道。但我想喝。”
他们走出墓地，向雅各布的咖啡馆走去。
阳光很好。
贝尔塔会喜欢的。
四月，伊洛娜回到了报社。
贝尔塔的办公桌还空着，没有人坐。前台胖女人说，报社正在考虑请一个新的主编，但还没找到合适的人。伊洛娜坐在自己的小办公桌前，打开贝尔塔的抽屉，里面有一叠稿纸——是那本未完成的回忆录。
她拿起稿纸，开始读。
贝尔塔的字很小，很密，像一群挤在一起的蚂蚁。但她写得很真诚，没有修饰，没有隐瞒。她写自己怎么从一个乡下女孩变成记者，怎么写第一篇报道，怎么被骂，怎么被封，怎么在四十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绝症。
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只写了半句话：
“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是……”
没有写完。
伊洛娜看着那半句话，想了很久。
最遗憾的事是什么？是没有结婚？是没有孩子？是没有写出改变世界的报道？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不会让贝尔塔的遗憾变成自己的遗憾。
她拿起笔，在稿纸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最遗憾的事是，没有看到你长大。”
然后她把这叠稿纸锁进自己的抽屉里。
她会补完它。
不是为了出版，是为了记住。
四月十五日，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布拉格的信。
信是马萨里克写来的。他在信中说，他的书《捷克问题》已经出版了，但被警察没收了大部分。他正在准备第二版，这次要在国外印刷，偷偷运回国内。
“伊洛娜，”他写道，“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我在维也纳找一个印刷厂？要那种不怕事的。”
伊洛娜想了想，拿着信去找雅各布。
“你认识印刷厂的人吗？”她问。
雅各布看了信，沉默了几秒钟。“认识一个。在第七区，一个波兰人开的。他不怕事，因为他本身就是事。”
“他能印吗？”
“能。但你要想清楚。印这种书，被抓到是要坐牢的。”
“我不怕。”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比如？”
“比如，活着。活着才能做更多的事。”
伊洛娜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我一直很谨慎。只是你没发现。”
“那你帮不帮？”
雅各布叹了口气。“帮。但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你不要亲自去。让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去。”
伊洛娜想了想，点了点头。“好。”
雅各布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写了一个地址，递给她。
“去找这个人。说‘雅各布让你来的’。他会帮你。”
伊洛娜接过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谢谢你，雅各布。”
“不客气。”
“你为什么帮我？”
雅各布想了想。“因为，如果马萨里克的书能让一个人学会思考，那这个人以后可能会来我的咖啡馆喝咖啡。”
“就这个？”
“这个就够了。”
伊洛娜笑了。“你真是个怪人。”
“我只是个开咖啡馆的。”
四月二十日，的里雅斯特。
莱奥站在炮台上，看着海面上的军舰。
不是奥地利的军舰，是意大利的。三艘意大利巡洋舰从威尼斯方向驶来，在距离的里雅斯特港大约十海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没有进港，也没有离开，就那么停着，像三只蹲在海面上的灰色的猫。
“他们在干什么？”莱奥问马蒂奇。
“示威。”马蒂奇吐出一口烟，“意大利人一直想要的里雅斯特。他们觉得这里是意大利的，不是奥地利的。”
“会打吗？”
“不会。打起来他们吃亏。我们的炮虽然旧，但岸炮比舰炮打得远。”
“那他们为什么来？”
“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他们还在。”
莱奥看着那三艘灰色的军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不是害怕战争，而是觉得，这个帝国像一棵被虫蛀空的大树，外面看着还行，里面已经烂了。意大利人看到了，所以在旁边等着。等着树倒，然后冲过来抢树枝。
“军士长，”他说，“帝国会失去的里雅斯特吗？”
马蒂奇沉默了很久。“也许。但不会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您怎么知道？”
“因为帝国虽然烂，但还没烂到那个地步。”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看着那三艘军舰在波浪中轻轻摇晃。
他想写信告诉伊洛娜。
但不知道该怎么写。
写“我看到了意大利军舰”？她会担心。
写“我没事”？那是谎话。
他最后只写了一句话：
“海今天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有东西在动。”
他把信寄了出去。
然后继续擦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