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从唐王城遗址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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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王城遗址（托库孜萨来遗址）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51团4连，建置于南北走向的托库孜萨来塔格山与包尔其山形成的巨大豁口北部、托库孜萨来塔格山南端。遗址战略位置重要、文化内涵丰富、保存状况良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一）据史德城的考据
    托库孜萨来附近的遗址群作为图木舒克一带著名地貌之一，无疑是古代新疆重要的聚落所在。
    自伯希和以来，西方学者便相当重视这片地区的历史地望与种族文化。20世纪50年代之后，当地仍然断续出土了龟兹语文书、唐代汉文书等重要文物。
    近年研究说明，该地应即唐代据史德城地区。
    到了唐代，已经明确，现在所谓ToquzSarai（“脱库孜萨来”城），在唐代应该叫做“据史德城”。在图木舒克、巴楚这一带，至少一直到唐代，当地民众说的语言，叫做据史德语。
    关于“据史德城”，一方面有汉籍史料的佐证，例如《新唐书》记载：“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
    在唐之前，这一地区一直叫做郁头州。自唐代起，郁头州更名为据史德。而真正的证明，来自考古发现的据史德语文书。
    1929年9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队员黄文弼来到“脱库孜萨来”遗址处，并于路南东山寺庙，即现在称为“图木舒克佛教遗址”的地方发掘出两件胡语文书。
    后来，历经战乱，那两件文书的原件不知所踪，但黄文弼当年拍摄的照片却曾经流转于那个时代许多著名人物的手间。黄文弼曾与北大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通信，曾把文书的照片寄给他。
    时光荏苒，一晃近百年过去，这期间早已改天换地。而黄文弼寄给胡适的信和附上的照片却奇迹一般留存下来。2015年，现在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刘子凡博士，追踪黄文弼与胡适的书信往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胡适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件据史德语文书的照片。
    在这件文书的第10行，清晰写着“据史德国王”。
    最值得注意的是，信的末尾写有“附佉沙文影片两张”。表明黄文弼致信胡适时，是连同文书照片一同寄送的。
    这两张照片就成为了解决悬案的钥匙。只可惜此信在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时，只刊出了书信的正文，并没有附“佉沙文影片。
    （二）据史德语的考据
    中古時期的塔里木盆地北缘在以今库车为中心的龟兹以及以今喀什为中心的疏勒之间，还有重要的文化中心。
    最新研究则表明，在学者可以大致判定字体年代及文书内容的范围内，据史德世俗文书写于唐朝统治時期，并存在一些年代有待判明的据史德佛教文献。这种语言的基本形态与同属中世伊朗的于阗语最相近，但两者在名词、动词屈折变化及语汇等方面的差别较以往学者认知的程度更加分岐，使据史德（尉头）地区的早期历史成为值得注目的西域学课题。
    由于当地也发现梵语佛典及龟兹语木简，托库孜萨来遗址周边还出土过所谓“龟兹小铜钱”铸范，这表明图木舒克市与巴楚县在晋、唐之间不仅文化交流活跃，也曾是地方经济中心。
    据正史記载，这个地区北魏以降役属龟兹，可以认为龟兹文化对于当地社会影响深远。这由据史德语采用龟兹流行的西域北道婆罗谜字体书写自己的语言即可见一斑。
    然而，这也说明据史德的地位曾逐渐抬升。特别是带有画指等唐代文书特征的据史德语契约，显示这种语言不但受到唐朝官方认可，并且如同龟兹语、于阗语等胡语一样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功能效力……
    著名的库车苏巴什石窟发现据史德题刻，可见这种语言在其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仅通行图木舒克市与巴楚，也在邻近地区有所出现。
    当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把在新疆获得的文物运回之后，他们在整理从新疆获得的写本时，发现其中出自图木舒克遗址区的写本，其语言有别于其他已经破解的新疆古代语言。
    挪威的印度学教授柯努（StenKonow）最早成功解读了这种语言。柯努判断，这支尚不知名的语言与于阗语最为近似。这就是说，据史德语与于阗语一样，同属于一个庞大的家族。
    这支与于阗语最为接近的，在古代流行于巴楚一带的语言，后来很长时间被称为图木舒克语，因为这些写本文书是在图木舒克附近的遗址发现的。而这些写本的真实的语言名，即据史德语，一直到1992年，由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家荣新江发现，从此据史德语恢复了真名。
    世界上有物种的消亡，但很不幸，也有语言的消亡。据史德语、于阗语等，是在民族迁徙以及宗教文化变迁的影响下消亡的。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派遣大将统率蕃汉兵进击龟兹，重立焉耆国王，攻拔龟兹国都，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样一场对龟兹的战役，产生的影响自然波及原隶属龟兹的周边邻国。
    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是唐朝官僚体系对据史德的影响。
    之后不久，在西域的据史德，先后出现了两份据史德语法律文书……
    （三）遗址考古过程
    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初步确认遗址的性质为古城址。
    形制方面，城址整体呈不规则形，自内而外分为高台城、内城、外城、大外城共四重城，遗址面积达110万平方米左右，主体遗存年代为北朝至宋。
    通过2023年的古地质调查，来源于天山的恰克马克河古河道、来源于葱岭北部的喀什噶尔河古河道、来源于葱岭南部的叶尔羌河古河道在遗址所处区域交汇，进一步证明了遗址在丝路上交通通衢的作用。
    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保护中心、巴楚县博物馆、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收获。2023年度发掘分为4个发掘区，分散布置于遗址的不同区位，共发现遗迹现象57处。
    在第一发掘区发现一处位于山顶的一进院落式佛教寺院，其形制为中心设一边长2.3米的方形水池，周以方形露天庭院，庭院外分布5处小型房址，在院落东侧外有方砖铺路。
    在第二发掘区即大外城西侧区域发现一处排房遗址，可分为两排，每排3座房址，在房址外侧东南角还发现方砖铺成的残断路面一条。
    第四发掘区整体位于大外城城墙附属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掘范围仅在台基的西侧一隅，揭露出一处佛殿及塔院遗址，殿、院之间有墙相隔，未见门址及踏道。从揭露部分判断，这是一处位于大外城城墙上的大型佛寺建筑遗迹。
    2023年度发掘出土陶器、动物骨骼、纺织品、木器、玻璃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骨器、钱币、珠饰、釉陶、造像残件、金箔、建筑材料、植物遗存等种类多样、内涵丰富的古代遗物。
    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实证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探讨佛教史、屯垦史、城市营建史的发展脉络，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展南疆区域古代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四）从遗址到隋唐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繁荣鼎盛的大一统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空前发展的重要阶段，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锐意进取，完成对西域更大范围的统一，西域实现安定有序。各民族共同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这一时期，西域生活着汉人、回纥人、吐蕃人、突厥人、于阗人、粟特人等众多族群，共同建设开发了西域。
    一是经济相依。唐代“绢马互市”持续繁盛，“参天可汗大道”直通中原，沿途驿站星罗棋布。历史证明，这种经济上的相依性不仅推动了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血脉相融。各民族在新疆这块中华民族共有家园上繁衍生息，长期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三是政治相助。唐朝与回鹘在政治上互助和亲。唐朝的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先后嫁给回鹘几任可汗，唐肃宗纳回鹃公主为妃，双方“代为甥舅，每岁通和”。回鹃政权解体后，其人口一部分迁入中原并融入当地，一部分迁往河西走廊，余众进入西域。
    四是接受中央政权管理，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方向。唐朝中央政府延续了西汉以来用于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分别于640年和702年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后升级为安西、北庭大都护府，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设立，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了西域各民族及西域与中原的交往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五）结语：西域那些“国”，实际上是“一体多元”下的地方政权
    新疆历史上不同时期曾经存在的“国”，无论是汉代时期的西域（当时对今新疆一带的称呼）三十六国，还是宋代时期的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等，元代时期的察合台汗国，以及明代时期叶尔羌汗国，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
    这些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
    从新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些“国”可以看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新疆既有割据时期又有统一时期，统一与割据交替循环，但受中央政权管理，维护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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